在清代的广州城有旗营浙江配资之家，也就是满城，位于广州城西南部，大致范围东起四牌楼（今解放中路），西至西门城墙（今人民中路），南达大德街（今大德路）城墙，北至光塔街（今光塔路）中心，是一座城中之城，各旗有清晰的分界，以西瓜园（今海珠中路以西、人民中路以东）为核心区域之一。
早期广州旗营与杭州等地不同，最初由汉军驻防，没有高墙隔断，是汉军与民混居的，相对开放。康熙二十年（1681年），旗营周边有栅栏，为驻防广州的八旗部队设立驻防城边界，因此又称作广州驻防城。乾隆二十一年（1756年），也就是近八十年后满洲八旗入驻，形成了更完整的八旗驻防体系。
旗营/满城，是满清国家权力在南方最直观、也最稳定的空间标志之一。辛亥革命之后不过数年，满城拆除，旗营作为军事单位不复存在，也不再被当作一种特殊居民区加以区分；原有的空间被迅速改作他用，居民身份被并入普通民籍，在城市记忆中也几乎没有留下清晰痕迹。与北京、沈阳等地仍能辨认出“旗人社会”延续不同，广州的旗营仿佛在短时间内被整体抹平。
那些曾长期驻扎在广州城中的旗人，都去了哪里了呢？
如果从军事意义衡量，广东驻防八旗并非清代的重要兵力。无论兵额还是战略地位，都无法与京师或东北相比。但在空间层面，广州旗营的位置却高度象征化。
清代满城的军队是驻留制，满城是为长期驻扎部队及其家属而建立的军事据点，这种驻防是世袭的，构成一种长期的军事统治体系，旗人只能与自己人通婚和繁衍。从清代中后期的编制来看，广州八旗驻防规模虽不庞大，却结构完整。至道光、咸丰年间，在册旗兵约三四千人；若加上随营家属、役使杂役及未列编的附属人口，整个旗营体系所涵盖的人口，大致在一万至一万五千人之间。其中真正意义上的现役军人只占一部分。更多的是随营居住的家属、承担守门、传差、仪仗等事务的附属人员，以及因世袭旗籍而被编入驻防体系、但早已不具备明确军事职能的成员。
也正因为如此，到清代后期，广州旗营已经不再是以战斗为核心的部队，更像是一个依靠制度供养并且已经嵌入城市运转的特殊居民群体。
与其他地方对满人的报复相比，辛亥革命在广州并未引发围绕旗营的激烈冲突。这一点，在同时代的地方记录中反而相当一致。 真正决定旗营命运的，并不是战斗，而是制度判断的改变。
清朝覆亡后，旗营首先失去的是“被国家单独对待”的理由。与北京不同，民国政府既缺乏政治动力，也没有财政能力，在广州继续维持一套针对地方旗人的特殊体系。
广东革命政权当时面对的是军费、治安与新军整合等现实问题。那些既不具战斗力、又带有强烈前朝象征的旗营单位，完全不可能被整体吸收。
于是，处理方式显得异常直接：
旗饷停发，旗籍失效，旗营不再被承认为行政或军事单位。
档案与地方记载中常见的“裁撤”“归并”“并入民籍”等用语，背后其实意味着一种非安置式的解体——没有统一转业方案，也没有集体迁移安排，旗营被整体推入城市社会，由个人自行寻找出路。
旗人/满人与汉人的区别很大
旗营的消失，首先发生在城市空间中。
民国初年，广州的城市管理迅速转向现代行政逻辑。原本以制度划分的旗营用地，被陆续改作民居、学校、军营或行政机构。地方志中常见的表述是“旧某旗署，今为某处”，语气平淡，不带评价。
更重要的是，这些地段很少保留与旗营相关的名称。
与因行业、会馆或宗族而留下地名的街区不同，旗营在命名层面被迅速去历史化，成为普通城市空间的一部分。即便原有居民仍在附近生活，旗营作为一种可被指认的公共空间，也已经不存在。
那么旗人身份如何在城市中消散的呢。以旗人身份的岭南棋王黄松轩的经历看，他虽然成名较早，但为了减少麻烦，直到1919年才敢在光孝寺棋坛出现，可见至少有七八年的时间里，社会气氛对旗人身份依然有特别对待，不过至少没有上升到暴力程度。因此，如果把“旗人身份消散”这一变化放回到具体的人口规模中，改姓与身份隐匿就不再显得突兀。
辛亥前后，广州城中直接或间接隶属于旗营体系的人口，约在一万人上下。这并不是一个可以忽略的小群体，但在制度一夜解体之后，这一万人几乎同时失去了供饷、身份与制度保护。
在民国初年的广州，旗人身份既无法转化为现实资源，反而可能带来不确定风险。革命叙事对前朝象征高度敏感，而旧有的制度保障又已不存在。在这种背景下，改姓成为一种普遍而理性的选择。
从族谱修订、地方口述史和零散记载来看，不少旗营家庭开始主动淡化甚至抹去旗人标识：有的改用音近的汉姓，有的直接采用常见姓氏，在户籍、学籍和职业登记中不再提及旗籍背景。常见的改姓有瓜尔佳改关，佟佳改董，等等。由于广州旗营规模较少，改姓的旗人规模也不大，因此出现的情况远较北京、杭州、西安等地要简单。
需要指出的是这并非集中行动也非官方强制，而是无数家庭各自作出的判断。对他们而言，放弃旗人身份，意味着更快融入城市的常规秩序。
一代人之后，旗人身份往往只在家庭内部留下模糊记忆，例如“祖上吃过旗粮”“老宅在旗营附近”，却已无法对应具体旗属与编制。
最后不得不提一个所谓“广州满人迁往潮汕”的传闻。
关于辛亥之后旗人“南迁潮汕”的说法，大约二十多年前在民间尤其在网络流传，但从现有史料来看，缺乏可靠支撑。旗营解体时并不存在官方组织的外迁安排。失去供饷的旗人，多数需要依赖原有城市关系谋生，主动前往语言与社会结构差异极大，尤其宗族势力极强的潮汕地区，这不具有现实可行性。更重要的是，在潮汕地方志、族谱与民国调查资料中，并未发现可与“旗人整体迁入”相互印证的记录。
因此最大的可能情况，只是个别家庭因婚姻或经商迁徙，后来被概括性地解释为群体性迁移。
如果将广州满城/旗营与西安的情况对照，差异尤为明显。
辛亥后，全国的满城/旗营都面临被清算的可能，西安的情况极为惨烈。由于西安满城的主将文瑞选择对抗甚至主动攻击革命军，原本可以和平交接，最终演变为攻城战。以当时英国传教士的估算，最少2000名旗人被杀，在局势失控后，旗人被视为必须清除的对象。
而广州的结局，恰恰相反。作为反满、反清革命的重要发源地，广州并未对旗营展开系统性清算。旗制被迅速废除，但旗人并未成为持续性的暴力目标，而是被允许以个体身份融入城市社会。
这种“制度上坚决、社会上克制”的处理方式，使广州旗营的终结显得异常安静。
我曾笑谈，广东是反满基地，前赴后继死了好几批，革命成功了，社会上却没有血腥复仇，可见老广当时脑袋清醒，革命是为国家制度而非种族仇恨。相比那些在满清高压时期服服帖帖的地区，一旦满人失势，马上变成了盖世英豪，真是令人回味。
从人口规模看，广州城旗营的消失，并非少数人的命运转折。这是一个规模在万人左右、长期嵌入城市核心的群体，在短短数年内完成了制度解体、空间重组与身份隐匿。它没有以清算告终，也没有以纪念收场，而是在城市正常运转中，被迅速吸纳、覆盖、遗忘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广州城旗营的消散，不只是清代旗制的终点，也是前朝国家权力在地方社会中一次极为彻底、却几乎无声的退场。
阿东
2026年1月17日 星期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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